春秋无义战，但战战义当先

周平王东迁后，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，诸侯不再受王室约束，为争夺土地、人口与霸主地位，大小战事连年不绝 —— 这便是 “春秋无义战” 的由来。彼时没有统一的 “正义” 标准，却有不成文的战争准则：师出必须有名，若无故伐人，不仅会遭诸侯非议，还可能引发联合抵制。小到争夺城池，大到争霸中原，诸侯们总要找个 “合礼” 的由头，或是 “尊王攘夷”，或是 “讨伐不臣”，就连兼并小国，也得打着 “替天行道” 的旗号，可见 “义” 虽难定义，却是战争中不可少的 “门面” 与底线。

在诸多争霸者中，晋文公重耳的 “退避三舍”，最是将 “战中守义” 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早年重耳流亡楚国，楚成王以礼相待，重耳许诺 “若日后晋楚交战，晋军必退避三舍”（一舍三十里，三舍即九十里）。后来城濮之战爆发，晋楚两军对垒，晋文公果然下令晋军后退九十里，既兑现了昔日诺言，又避开楚军锋芒，更让楚军陷入 “逼人太甚” 的舆论被动。决战时晋军虽大胜，却未赶尽杀绝，始终留着 “守信” 的大义底线。战后论功行赏，晋文公不重军功多寡，反而格外褒奖主张 “守诺避战” 的臣属，他说 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唯守信义能立天下”—— 这场胜利之所以被后世称道，正因它不是靠蛮力征服，而是靠 “义” 赢得了诸侯敬畏，成为千古美谈。

反观宋襄公，虽无晋文公的霸业，却也是 “义战” 的执着追随者。泓水之战时，楚军渡河未毕，臣下劝他趁机进攻，他却说 “君子不趁人之危”；楚军列阵未成，又有人请战，他仍坚持 “不鼓不成列”。最终宋军大败，宋襄公也重伤而亡，后世多笑他 “迂腐”，可细想之下，他坚守的正是春秋时战争里残存的 “礼义”。除他之外，齐桓公伐楚时，以 “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” 为借口，而非直接争夺土地；郑庄公伐许前，先让大夫们 “辞功让贤”，彰显 “以礼治军”—— 这些典故或许带着时代的局限，却都印证了 “春秋无义战，战战义当先” 的道理。

乱世之中，战争的本质是利益争夺，可 “义” 却是乱世里的一束光。它或许是诺言，或许是礼法，或许是对底线的坚守，让冰冷的战争多了几分人性温度。晋文公因 “退避三舍” 成霸业，宋襄公因 “泓水之仁” 留名史，他们的选择证明：胜负会随时间褪色，唯有大义能穿透千年，成为永不过时的 “功绩”。